推薦序
小蝦米的巨大力量
◎柯一正（導演） 一切都要從一句話開始。二〇一二年日本發生福島三一一核災事件，同年台灣核四廠預算追加，馬英九總統在外國媒體提問台灣的核能處理時，說：｢因為沒有人反對，所以核能政策照常進行。｣
過沒多久，我和吳乙峰、戴立忍等人招集了若干藝文圈的好友，一個拉一個，七、八十人在凱達格蘭大道上排出一個大大的｢人｣字，大家高聲呼喊：｢我是人，我反核！｣行動串聯很快地在各地發酵，我們要讓馬總統知道，有許多人關心核能問題，有許多反對的聲音。隔年（二〇一三年）三月九日反核大遊行，二十多萬人走上街頭，高舉反核旗幟。遊行結束後，小野、吳乙峰、王小棣十幾位導演和作家留在原地徹夜討論：反核會不會變成像是一年一度的遊行、結束後就曲終人散？我們要如何延續這一股集結起來的力量？
日本福島核災事件過後，每個週末都有一群人在首相官邸附近的公園聚集，靜默地反核；一部南美的電影《羊澄湖事件》，敘述一個爸爸為了找兩個失蹤的兒子，三十年來，每周三下午都去總統府放著兒子的相片抗議。這兩事件給我們很大的啟示與刺激。三月九日反核上街頭的氣氛，心中對於政府忽視人民心聲的怒火，在在讓我們覺得反核必定得堅持下去，我們打鐵趁熱，在遊行結束後，真正延長賽才要正式開始。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晚上六點，我們在自由廣場下，開啟了連續舉辦至今八十多集的｢不要核四、五六運動｣。
細數來這五百多個日子，小野絕對是｢不要核四、五六運動｣中的靈魂核心人物。我與小野認識了許多年，情感似乎不曾改變，年輕時我們一起開影像製作公司，中年後我們一起參與社會改革追求一個更好的未來。
在小野身上，我看到一股更熱烈的正面能量，他看到這些不公不義的事件每天發生在我們周遭，他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他全心力投入，這讓我非常感動。｢不要核四、五六運動｣的每個夜晚，他風雨無阻、幾乎不曾缺席；他是活動中需要口號、文案的快筆寫手；他是節目快開天窗時，｢最佳墊檔男主角｣，信口捻來就是一段感人的小故事；他是最富含情感的真情男子，骨子裡比誰都反叛，可是心地卻比任何人都更加柔軟韌性。
他對很多事情不滿，我們常戲稱他為｢老憤青｣，反叛的個性一部分源自於他遭受到政治迫害的舅舅，一部分也來自於他對於生命與環境的熱愛。表面上他不是一個特別憤怒的人，可是內心他比誰都激動、積極，設法推動更多社會活動，參與更多公共議題，小野說，他用筆揮舞了四十年，像斧頭，看似溫柔幽默，但在很多時刻，那些文字都指向了社會上不平等之處。
小野也擁有非常細膩的觀察力，總是能在「不要核四、五六運動」的現場中，觀察到前來參與活動的每一個人，《在每一個可以改變歷史的時刻》一書中，就收錄了很多如你我一樣平凡而感人的故事。我記得有一次很感動，一位來自貢寮的女孩上台分享自己的故事，那次我們全場的人都掉淚了。
女孩不超過十六七歲，她説自己從小就看著爸爸反核，她的爸爸是近海漁業的漁民，當海洋生態因核電廠興建而破壞，她爸爸喪失了工作的機會，也無能扭轉大環境，整個家庭生計出現了很大的危機，從那時候開始，她就很少看到她爸爸的笑容。反核這麼多年過去，她長大了，卻也很少和她爸爸交談了。女孩很簡單地敘述了自己的故事，但我們卻可以直接地、透過「不要核四、五六運動」的現場，明白核四對一個人、一個家庭的重大改變，活生生展演在我們面前。
在這一年多以來，儘管在參與一個嚴肅的活動，一開始只單純地反核，隨著時序推移，漸漸有更多人上台分享各種事件，我們歷經了松菸護樹、大埔張藥房事件、士林文林苑、洪仲丘事件、太陽花運動等等，核四宣布停工後，｢不要核四、五六運動｣轉型為｢五六運動公民論壇｣，每一周設定當時正在發生的時事來討論，協助準備要來發表的團體或個人，無形中也認識了更多人，譬如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為馮光遠辦入監晚會……每個公民都可以上台發聲，每個角落都可以被看見。我們與志工如流動的、透明的泉水般，盡力了解每一樣社會議題，盡可能提供無私的協助。
小野是這一年多來，在現場哭最多次的一個人，只要隨便問他一個問題，他都會哭出來，他非常感性，我想是因為有太多資料與故事在他心裡翻騰，覺得我們在做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我們獲得的資訊愈多，愈覺得自己正走一條沒有回頭之路，然而，我們卻是無比快樂，這快樂來自於我們在身處在這個的時代，可以盡微薄的一份力量，付出而不會後悔。我與小野這一代人掠奪了太多下一輩人的資產，所以當有機會可以補償過失，當還來得及的時候去制止，我們必須要團結起人民的力量，讓政府知道、表達聲音；我們也必須讓新一代的年輕人站出來，給他們機會、建立一個舞台，站到最重要的位置，讓他們盡情地發揮理想，而我們可以在一旁，有所助力。這不僅是我，也是小野最大的心願。我們時間不多了，希望能夠看到這個國家有不一樣的機運。
｢不要核四、五六運動｣原先是一連串的憤怒而引發的活動，但我們知道憤怒的力量只能維持短暫的光火，唯有理性而堅定的腳步，才能帶我們走更遠的路，沒有人可以預測這些行為的結果，是成功或失敗；沒有人知道這場抗衡會持續多久、還要走多少無人知曉的道路，但我們始終相信一件事情：不斷地以溫柔而堅定的力量持續前進，小蝦米如我們，相信總有一刻歷史會因為我們而改變。
推薦序
不馴服，也不放棄
◎范雲（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我並不真的認識小野這個人，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以為我認識他。
最早知道他是因為讀了《蛹之生》這本書，後來則是因為喜歡《恐怖分子》等那些陪伴我成長的台灣新電影，再後來，則是偶而在電視台人事更迭的新聞中，會讀到關於小野的訊息。無論出現在哪兒，在我心中，小野似乎一直代表著台灣社會所擁有的一種溫暖、光明與不斷朝向理想攀爬的生命質地。在台灣一股腦地追求經濟成長的七○與八○年代年，這股伏流開始匯聚，不曾中斷地走過九○年代與政黨輪替，從文化領域延伸到社會改革，從體制內走到街頭與自由廣場。讀著小野的各色作品，看著他的身影，溫暖、正直與昂然的風格依然，只是，當年我所仰望的文學青年，如今已是鬢角微霜，有四個孫子女的阿公。奇特的是，他的熱情似乎更澎湃，他想要攀爬的理想山峰，依然讓人仰望，甚至，更為巨大。
一九七八年時，我國小三年級。那是個炎熱的夏天，我是家中的么女，父親帶我到台北市某個校園陪同大姊參加大學聯考。我已經忘了我是怎麼拿到《蛹之生》這本書，也許，是從大姊的書架。我只記得，在那兩天陪考的漫長時光中，我安安靜靜地坐在排球場邊高高的裁判椅上，一頁一頁地，細細翻讀《蛹之生》這本書。
七月的白日天氣悶熱，陽光極亮，排球場的榕樹蔭下蟬聲唧唧，偶而飄來些許涼風。讀著讀著，有時我也會放空發想，讀累了，則在校園裡隨意走動。第二天最後一科考試鐘響前，忽然，一抹尖銳的叫聲劃破了靜肅的氛圍。一個高中女生被抬出教室，在眾人驚恐的目視中，尖叫著被送上了救護車。不到十歲的我，似乎頓時了解了一件事——這個體制容不得任何一個年輕人，有半點閃失。於是，那個夏天，那次陪考，以及閱讀《蛹之生》這本書的經驗，就這麼牢牢地鑲嵌在我童年的記憶裡，成為一段無法忘懷的回憶。
除了《蛹之生》，那幾年，我也閱讀了《試管蜘蛛》、《生煙井》等小野其他的書。四十歲後的我，對於書的具體內容，已然不復記憶。然而，我一直記得，小野書中所透顯的那種不馴服，對教育體制與社會的質疑，對人性掙扎的反思，以及不放棄。師大生物系畢業的小野，以質樸的文學語言，誠實地寫下了當年的他對成人世界的陳腐與殘酷的感觸。也許就是那股不馴服，卻也不放棄的氣息觸動了我，我對《蛹之生》，對小野，一直都有著一種莫名的信任，對於他所做的許多事，也一直抱著一種安靜的期待。
因為如此，這些年來，每每讀到他的訊息，我總覺得我一直認識他。他還是那個剛寫了《蛹之生》的生物系畢業生，而我，還是那個在排球場旁高高裁判椅上讀著《蛹之生》的小孩。在那個七○年代，在那個聯考的夏天，我們相印共鳴地認識了成人世界的陳腐與殘酷，但我們都不想屈服，也不甘放棄。
看到小野與導演們被迫走上街頭，研究與關心社會運動的我，有許多感觸。從青春到熟年，有人只在青春期反抗，有人在熟年期反抗，有人一輩子都在反抗，當然，這個世界上多數的人則是從來都不反抗。有人的反抗，是在街頭，有人的反抗，在作品之中。小野與導演們就像沙特，將自己最美好的青春與能量投入創作，用美學敘事或哲學思辨，將廣大的人群帶到更高的山頭，讓我們看得見時代本身，也習得體會美好的霞光雲彩。沙特晚年投入社會改造，他說，他最美好的創作能量，都在他的作品之中。晚年的他，選擇以更直接的行動貢獻他所熱愛的世界。相較於一輩子都在體制外寫作的沙特，小野讓我驚艷的是，多次出入體制的他，不僅沒有馴服或老成，相反的，他以自己的方式，帶著文化的視野，走出了一條溫柔又有風格的反抗之路。
社會運動是時間的藝術。很少有運動能夠靠著一場戰役，就完成目標。多數的運動是挫敗的，能夠被記載的成功運動，靠的往往就是領導者懂得時間的鍊金術。只有透過時間的堅持，才能將每一個參與者微弱的能量，積沙成塔，累積成感動人的力量。小野，和他的朋友們所帶領的「不要核四、五六運動」用一年多的每一個星期五的的不懈，向我們展現了時間的煉金術。
原來這個社會，還是有人不論颳風下雨，都能夠齊聚心中的魔幻廣場，分享共同的信念，與思辨。原來這個社會，還是有人會為了改革社會，一吋一哩緩步挺進，堅守著自己的承諾。原來，人們只要持續不懈，也能積累出更大的能量，與歷史拔河，齊心拉出改變歷史的關鍵時刻。原來，即使運動人潮有高有低，我們也能因分享了來自同胞高貴情誼的美食，從而精神飽足。
在過去的一年多中，自由廣場的確成了週五的魔幻廣場，以時間的鍊金術向我們展現了理想的堅持力道。小野就像是發動了許諾的旗手，或，魔術師；他的話語，讓參與者打從心底願意相信，個人微小的貢獻是有意義的，運動是可能的，在自由廣場的當下是，面對台灣的未來更是。
小野的視野總是寬廣，他看到的不僅是反核議題或核能政策，他說：反抗者要走的道路非常艱辛而漫長，因為他們要反抗的不只是一個人或是一個集團，而是一個難以動搖的漢民族深層的文化。
面對深層文化的課題，改變並不容易，但，看過大風大浪的小野，舉重若輕，他的文字一貫昂揚，絮絮地述說這個運動的許多小故事，溫柔但堅定地告訴讀者，我們是幸福的，因為我們能夠反抗。能夠反抗，是幸福的。每個星期五的晚上，在自由廣場的每一個當下，我都很快樂。小野這麼說。
是的，我們是幸福的，還能為了自己以及下一代更有尊嚴的人生，起而行動。我們是幸福的，這個社會還有秀異的導演與作家與許許多多的文化工作者，和弱勢朋友們站在一起。是的，我們是幸福的，即使這一路上仍有許多夢想，看似更遠，但，我們已經擁有彼此，一路溫暖，不孤單。
閱讀小野為「不要核四、五六運動」所留下的文字紀錄，我的感嘆是，他真是天生的運動者，不馴服，也不放棄，無論是在文化體制內的長征，還是在週五傍晚的自由廣場。即使我並不真的認識小野，在這裡，我想說的是：謝謝小野，謝謝他的創作，以及溫柔堅定的「不要核四、五六運動」。
自序
我從來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歷史
◎小野 我從來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歷史，更不相信自己可以扭轉世界。
從有記憶開始，我就懷疑自己的存在，更畏懼人生的盡頭便是死亡，這些懷疑和畏懼曾經使我在人生的起點便裹足不前，對於悲傷特別的敏感，所以從小我非常愛哭。
台灣，對我的父母親而言都是非常陌生的異鄉，他們比發生在一九四九年的那次大遷徙更早來到這個島上尋找工作機會，他們經歷過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也有不少親人、朋友在這樣肅殺的政治氛圍中受難。
他們對孩子耳提面命的生存原則便是：不要介入政治，連談論都不要，只要拚了命用功讀書，早日進入體制內成為工作安定的公務員或老師就安全了。在那種政治氛圍中還有一種父母親會警告自己的孩子說，台灣不是我們的家，也非久留之地，最好是趁早離開。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就遇到一位背景和我相似的朋友，苦口婆心地勸我說千萬不要再回台灣，他說：「台灣最後終將屬於台灣人的。我們沒有份。」
那是台美斷交和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所有重要的政治異議人士都被逮捕的大整肅時代，可是我的朋友卻已經預見了未來的政治發展和政權輪替的可能。我和這位朋友之間最大的差異是，在台灣出生的我從來沒有他那麼充滿預言式的洞察力和恐懼心、分別心。從進入小學之後我很快就學會了帶有南部腔的閩南語，因為我的同學們的家庭，有很多都是從南部來台北討生活的，他們都住在艋舺南邊，他們也從來沒有把我當成另一種人，我們和樂相處。回想起來，也許這是我父母親的刻意安排，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們早早融入這個社會，讓異鄉成為故鄉。所以當我弟弟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放棄了在台灣的敎職決定留在美國工作時，爸爸還非常生氣的和弟弟吵了一架。他常常說，他就是我們家族的開台始祖。
所以當我有了孩子之後，常常提醒孩子們說：「有根壤和故鄉的感覺是很重要的，不管將來你們要不要留在台灣生活、工作，但是走到天涯海角，當別人問起你從那裡來，你是那裡人時，你們都要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來自台灣，我是台灣人。」這麼簡單的事情，在別的國家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在台灣，卻是歷史上的悲情和糾結，在政權的爭奪上，往往將這樣的仇恨和悲情擴大，永無寧日。
十九歲那一年，我考上了公費的國立師範大學生物系，我的父母親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這是多麼安全、美好的人生？可以進入體制內當一輩子的老師，或者可以出國深造或為科學家。總之，可以遠離政治和是非。但是很不幸的是，二十二歲時的我又多了一種可能，因為我用小野當筆名成了別人口中的青年作家，這令我父母親極度不安。尤其是爸爸，經常先扮演思想檢查者，提醒我蜻蜓不要寫紅蜻蜓，天空不要寫灰暗的。「很多人就是這樣被槍斃的。」爸爸一臉憂愁地警告我。
所以，在這樣強控制的戒嚴時代和特殊家庭背景長大的我，從來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歷史，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屬於來自異鄉的邊緣弱勢族群。可是在三十歲之後，在每一次可能改變歷史的時刻，我卻從來沒有缺席過，包括電影、電視、敎育、文化、環保、民主、歷史等的改革和重建的運動。
因為我曾經承諾我的孩子們，當他們說自己來自台灣，是台灣人時要抬頭挺胸理直氣壯。
因為我也承諾我自己，當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時，能光榮地離去，因為我已經盡了力。
後記
我哭，因為我還能愛 最近有人問我，未來「所剩不多」的人生還有什麼規劃？
這樣的問話也許有點不吉利，或是不禮貌，但是我和我所熟識的同世代友人常常都是這樣虧來虧去的，所以不但不生氣，反而哈哈大笑，覺得這樣的問題直指核心，很讚。
就是因為有一種急迫感，反而腦袋更加清醒。記得我說出未來的一些最想做的事，例如再為臺灣的孩子多寫幾本童書，多編幾齣戲；例如持續和同世代的好友們為年輕世代建立發聲平台；例如想當電影導演，至少拍一部自己最想拍的電影；例如想學會做菜，好好做一頓飯菜宴請親朋好友。未來最重要最重要的學習便是：不再浪費熱情在不必要的人、事、物上。更謹慎地面對及處理未來要面世的每一件自己要掛名的作品和行動。
這本書的問世，或許正可以解釋我以上所敘述的心情，因為這是一本和我過去所書寫的書都不一樣的書，甚至它不只是一本書，它是一個持續在進行的時間藝術、一個不斷有人加入的大規模的公共藝術表演，一個屬於公共的藝術作品。最重要的是，因為這件事，我遇到了過去生活中不曾遇到過的不同世代和不同領域的新朋友，也因為這件事讓我和一些原本不太熟識的年輕輩導演和作家有了深刻互動，更因為這件事讓我和一些許久不見的老朋友們重逢。這不正是我在「所剩不多」的人生中最珍貴而美麗的事情？
原本在我的人生規劃中並沒有這樣一本書，就是因為和作家朋友許悔之意外重逢，他趁著一些酒意，瞪大了發光的雙眼告訴我他已經替我想好了書名，而且這本書將會像黃仁宇寫的引起極大共鳴的《萬曆十五年》那樣，為這個遭逢巨變前夕的時代留下了見證。「有那麼重要嗎？」我半信半疑，但是他說的書名卻已經深深地吸引了我，於是我提出可以考慮，但再觀察一段時間。就在這次初步的溝通之後的這一年當中，台灣社會又發生了一件件比二○一三年更驚天動地的公民運動，於是已經有了一年餐風飲露街頭抗爭經驗的「五六運動員」，在這些突發的公民運動中默默扮演著無名英雄，抬著那十二個自己製作的反核肥皂箱從各方面穩住每一場街頭的非暴力抗爭。「時機成熟了，是該出這本書的時候了！」許悔之再一次催促著。於是，我終於同意了。
這本書在構思和編輯的過程中，往往有一些超乎自己想像的事情發生。先是攝影家張大魯同意提供他在「不要核四、五六運動」現場所捕捉到的瞬間動人照片，有了他專業影像的搭配，我心裡踏實多了。之後，曾經是九○年代初野百合學運領袖的范雲教授慷慨同意為這本書寫一篇推蔫序。拜讀了她這篇文釆飛揚的文章後，我忍不住流下了感激的眼淚，我常常覺得自己是個幸運兒，取之於社會的多，付出給社會的很有限，來自於不同世代的反抗運動領袖的共鳴，於我非常重要。最後，我讀到了我的老戰友柯一正導演為這個運動的源起，娓娓道來從頭說起的文章，使我想起從八○年代的台灣新電影運動起，我們一起並肩作戰，一路經歷了不少戰役後的徒勞和對理想的幻滅，我更是躺在床上涙流不止。
我怎麼變得那麼愛哭？尤其是參加了「不要核四、五六運動」之後。過去的我給人的印象不是這樣的。在人愈多的場合，我表現得愈風趣幽默，愈從容自在，常常妙語如珠引來陣陣如雷爆笑。和我同年的喜劇演員羅賓•威廉斯在寓所自殺身亡的新聞，從手機上跳出來的那一瞬間，我更加確定了他那些曾經有過的搞笑和幽默，其實只是為了和人保持距離，為了掩飾內心深處無法向別人傾訴的悲傷和深情。因為我懂，所以我不忍心再追蹤那則新聞。
已經撐了八十多週的「不要核四、五六運動」幫助我將我與別人之間的距離拉近，幫助我勇敢誠實地面對真實的自己。我不會因為在群眾面前哭泣而感到羞愧，也不再勉強自己說笑話來掩飾內心的情緒。因為我愈來愈清楚知道，我哭，是因為我還能愛。我哭，是因為我對這世界的熱情不但沒有隨著年歲逐漸熄滅，反而越燒越旺。我哭，是覺得時間有點來不及了。
藉著這本書的出版，讓我有機會向所有參加過或關懷過「不要核四、五六運動」的朋友們深深一鞠躬，真誠地向所有在這個運動中付出過的無名英雄們用力大聲說，謝謝你。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寫於去台中中國醫藥大學的旅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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